The Boundary of Shiwei – Simplified Chinese

张军停下脚步，站在离她十步远的地方。这十步的距离，像一道鸿沟，一边是他充满“贪婪褶皱”的过去：在北京的办公室里，为了流量写耸动的标题，为了合作迎合别人，为了数据熬夜到凌晨；一边是她所代表的“历史色彩与身份认同”：从圣彼得堡来，修复百年壁画，寻找自己的根，手里的笔在填补历史的裂缝，也在填补自己的内心。

他的心跳得很快，手心有点出汗。胖胖的圆脸上，汗毛在冷冽的空气里收缩，有点痒。他开始自我对话，像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精神博弈。

“上去吧，张军。”一个声音说，“你来到室韦，就是为了寻找一个锚点，寻找和自己一样的人。她就是那个锚点，她懂你的挣扎，懂你的渴望。”

“别去。”另一个声音立刻反驳，“你配吗？你的手上沾满了流量和算法的脏东西，你以前拍照片是为了变现，现在看到她，是不是又想拍一张‘纯净的修复师’的照片，来满足自己的虚伪？你只是想利用她，来证明自己‘洗心革面’了，其实你还是以前那个贪婪的人。”

罪恶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淹没了他，刻在他的灵魂上，现在被教堂的寒意一激，又开始疼。

他看着那个女人的背影，她填色的动作很轻，很稳，像在呵护一件易碎的珍宝。他想起自己拍过的那些视频，像一堆廉价的塑料花，没有生命，却占满了他的生活。“我真的能变好吗？”他问自己，声音很轻，在教堂里回荡。

女人突然停下了手里的笔，转过身。她的目光和张军的目光撞在一起，没有惊讶，没有警惕，只有一种清澈的、直率的好奇–像艺术家看一件陌生的作品，想知道它的故事。

“你是那个新来的摄影师？”她开口，声音有点低，带着中国东北口音特有的醇厚，却又夹杂着一丝轻微的俄语颤音，像额尔古纳河的水流，带着一点异域的涟漪。这种文化交融的细微之处，在室韦随处可见，却在她的声音里，显得格外动人。

张军的喉咙有点干，他咽了口唾沫，往前走了两步，又停下–还是没敢走完那十步。他没有像以前那样，脱口而出“我是国际知名自媒体博主”，也没有说“我以前是央视记者”，他选择了自己在室韦的新身份，一个他正在慢慢适应、也慢慢喜欢的身份：“是的。张军。我只是一个，沉默寡言的摄影师。”

他刻意强调“沉默寡言”，像是在和过去那个喋喋不休、为了流量说尽废话的自己划清界限。

女人笑了，嘴角弯起一个浅淡的弧度，眼底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–像是长时间盯着壁画，眼睛累了，也像是长时间寻找，心里累了。“娜斯佳。”她报出自己的名字，指了指墙上的壁画，“我是来修复这里的。修复那些快要消失的颜色。”

她的手指落在壁画上圣徒的衣角处，那里的蓝色已经褪成了浅灰，裂缝里积着灰尘。“这些颜色里藏着过去的故事，是中俄混血后裔的故事，也是我的故事。我想把它们修回来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我自己的位置。”

张军的心猛地一跳。“找到自己的位置”–这句话，正是他来到室韦的原因。他看着娜斯佳的眼睛，那里面有和他一样的迷茫，也有和他一样的渴望。他突然觉得，那十步的距离，好像没那么宽了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教堂里的寒意顺着鼻腔钻进肺里，却让他觉得清醒。他想起额尔古纳河上空永恒的静谧，想起小木屋里温暖的壁炉，想起瓦西里的马和王光的列巴。他知道，自己的隐居生活，不是结束，而是刚刚开始；他的灵魂试炼，不是独自承受，而是有了一个可能同行的人。

“那些颜色，很难修吧？”他问，声音比刚才稳了一点。

娜斯佳点点头，又拿起笔，对着壁画：“很难。得先分析原来的颜料成分，再找一样的颜色，一点一点填，不能急。就像找自己的根，也不能急，得慢慢等，慢慢看。”

张军看着她低头填色的样子，阳光落在她的笔上，笔尖的颜料闪着微光。他拿出相机，没有对准她，而是对准了壁画上那处刚被填上一点蓝色的衣角。他按下快门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很轻，却像一颗种子，落在了他的心里。

他留在了室韦。不是因为逃避，是因为这里有他要找的根，有他要修的灵魂，还有一个和他一样，在寻找颜色与身份的人。额尔古纳河的水还在流，白桦林的风还在吹，他的相机里，会慢慢装满室韦的晨昏，装满真实的生活，装满一个灵魂从迷茫到清醒的，所有痕迹。

教堂里的寒意还裹着松木与苔藓的沉味，张军的声音落在斑驳的壁画前，带着一种被岁月磨过的厚重–那是十年莫斯科记者生涯养出的敏锐，也是两年流量漩涡里熬出的疲惫。他盯着娜斯佳指尖下那块褪色的群青，像盯着自己心里某个模糊的角落，“你修复的是色彩，还是信仰？”

娜斯佳的手指顿了顿，没有立刻回答。她的指甲缝里嵌着深浅不一的颜料，深蓝、赭石、金粉，像把壁画的历史都藏进了指缝。她轻轻抚摸着墙壁，指尖划过那些细碎的裂纹，像是在触摸一群沉睡的故事。“你觉得信仰是什么？”她转过身，浅棕色的眼睛在昏暗里亮着，像额尔古纳河面上的星。

娜斯佳放下手里的细毛笔，笔杆上还沾着一点未干的群青。她靠在小木屋的墙壁上，后背抵着微凉的原木，叹了口气。“我修复的是历史的色彩。”她的目光又落回壁画上，落在那个半边脸已经模糊的天使身上，“你看，这些颜料里藏着的不只是颜色，是故事。沙俄贵族逃亡的时候，带着东正教的画师来这里，画师用额尔古纳河的水调颜料，用附近山上的天青石磨成粉，才画出了这些天使和圣徒。”

她指着天使的眼睛，那里的颜料已经褪成了浅灰，只剩下一点微弱的蓝影。“这个天使，它不是完美的。你看它的眉骨，是皱着的；它的嘴角，是往下垂的–它带着痛苦。以前我在圣彼得堡的冬宫看壁画，那些天使都是笑着的，金光闪闪的，可这里的不一样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痛苦才是信仰的基石。”

张军往前走了两步，离壁画更近了。他的目光落在天使的眼睛上，那点模糊的蓝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他自己。在北京的时候，他也有过“痛苦”，可那是工作的痛苦，是焦虑，是挣扎，是纠结。那些痛苦像潮水，把他裹在里面，可他从来没想过“扛过去”，只想着“逃开”。

“痛苦？”他低声重复，声音里带着自嘲，“我在城市里经历的痛苦，算什么痛苦？是早上醒来，打开手机看到播放量掉了两千的恐慌；是写文案时，在‘真实’和‘虚假’之间反复横跳的恶心；是晚上躺在床上，想起自己今天又说了谎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愧疚。每天早上，我的内心都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试炼：我是要做回那个拿着相机去追真相的记者，还是继续屈从于数据，做一个哗众取宠的数据奴隶？”

“所以你逃到了室韦。”娜斯佳的语气很平淡，没有指责，也没有同情，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，剖开了他的伪装。她的目光落在他的圆脸上，落在他因为常年过度进食而微微下垂的嘴角，好像能看穿他藏在脂肪下面的挣扎。

张军的脸有点发烫，不是羞愧，是一种被理解的局促。“我不是逃。”他辩解，声音却比刚才轻了些，“我是来寻找一种救赎的契机。信仰的剥落，会导致道德的崩溃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发现，用谎言和煽动性情绪就能轻易获取财富和名声时，他内心的善恶会被推到什么极致的边缘？”

他想起自己最出名的时候，有个品牌找他合作，让他推荐一款“能预防新冠”的保健品。他查了资料，知道那是虚假宣传，可品牌给的钱是他三个月的收入。他犹豫了三天，最后还是拍了视频，对着镜头说“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吃，效果很好”。视频发出去后，他收到了很多私信，有人问他在哪里买，有人说“谢谢张军同志推荐”。他看着那些私信，心里像被灌了铅，沉得喘不过气。后来，那款保健品被曝光是假货，他删了视频，却再也没敢看那些私信。

娜斯佳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她的眼神很软，带着一种悲悯的基调，不是可怜，是理解–她好像在说，你所经历的这些挣扎，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是我们这代人的困境。在圣彼得堡的时候，她也遇到过类似的事：画廊让她修改一幅油画，把“流亡贵族的痛苦”改成“异国风情的浪漫”，说这样能卖更高的价钱。她拒绝了，然后失去了那份工作。

“你呢？”张军突然反问，把话题从自己身上移开。“你为什么离开圣彼得堡，来到这个边境小镇，修复一座几乎被遗忘的教堂？是为了追逐那份历史印记？还是为了追逐你那中俄混血的身份认同？”

娜斯佳沉默了。她低下头，手指在颜料盒上轻轻摩挲，像是在整理混乱的思绪。这个动作很轻，却带着一种刻意的迟缓–像是在掩饰心里那些不愿意轻易说出口的真实想法。教堂里很静，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风声，和远处额尔古纳河的流水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才抬起头，目光落在壁画的一个角落里，那里有一块几乎完全褪色的蓝色，只剩下一点微弱的痕迹。“色彩会说谎，张军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像落在雪上的羽毛，“历史也会。我祖父是沙俄贵族的后代，他告诉我，他们当年离开俄罗斯，是‘光荣的流亡’–为了守护东正教的信仰，为了不向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妥协。我从小就听着这个故事长大，家里的相册里，有祖父穿着军装的照片，有祖母戴着珍珠项链的照片，他们的眼神里，全是骄傲。”

她顿了顿。“去年，我外婆去世前，给了我一封信，里面有全部的真相。我的曾祖母就是跟着祖父一起来中国的，他们当年离开，不是什么‘光荣的流亡’，是因为害怕布尔什维克，他们一路乞讨才到了室韦。后来，我来了这里，来寻找他们当年生活过的痕迹。”

娜斯佳的声音有点发颤，她拿起一支细笔，蘸了一点天青石粉调成的颜料，却没有往壁画上涂，只是让笔尖悬在半空。“我来这里，不是为了追逐历史，也不是为了寻找身份。我是想在这些壁画里，找到一个真实的坐标。像这幅壁画上的颜色，有剥落的，有残留的，有后来补的。我修复它们，不是在还原历史，是在寻找一个可以放置我灵魂的地方–我到底是谁？是圣彼得堡的贵族后代，还是室韦边境小镇出生的混血儿？”

她指着壁画上那块褪色的蓝色：“你看这片蓝色，它不是普通的颜料，是用室韦附近山上的天青石磨成的粉，用额尔古纳河的水调成的。只有用这片土地上的材料，才能让这幅画真正地活过来，才能和墙壁融为一体。我的身份，就像这片壁画，需要用室韦的泥土、河水、松木来重新固定–我需要知道，我有自己的家乡，自己的家族，自己的故事。”

张军看着她，突然明白了。他们其实是一样的人。他拿着相机，在室韦的晨雾里拍鸟叫，拍驯鹿，拍小木屋的炊烟，不是为了做博主，是为了在镜头里找到自己–找到那个曾经为了真相而奔跑的记者；她拿着画笔，在教堂的昏暗里填颜料，修壁画，不是为了做修复师，是为了在色彩里找到自己–找到那个不被虚假历史绑架的娜斯佳。

他们的工具不同，一个是相机，一个是画笔；他们的方式不同，一个是记录，一个是修复；但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–在宏大的绝望里，找到个体存在的意义。算法的绝望，历史的绝望，身份的绝望，这些绝望像一张网，把他们裹在里面，可他们都在挣扎，都在寻找一个破网而出的出口。

“天色晚了，去我住的地方吧。”娜斯佳收起颜料盒，把毛笔放进笔袋里，“离这里不远，也是一间小木屋，有壁炉，能暖和点。”

张军点点头，跟着她走出教堂。外面的天已经黑了，室韦的夜晚没有路灯，只有家家户户窗户里透出的暖黄灯光，像撒在黑夜里的星星。风比白天更冷了，刮在脸上，带着一点雪粒子的凉意–室韦的冬天快到了。

娜斯佳住的小木屋在教堂旁边的一条小巷里，门口挂着一个小小的俄式煤油灯，煤油灯里的蜡烛在风里轻轻晃，映得门口的积雪泛着暖光。娜斯佳推开木门，一股干燥的松木香气立刻涌了出来，混着壁炉里松木燃烧后的焦香，一下子把外面的寒意挡在了门外。

“进来吧，我刚生了火。”娜斯佳脱下外套，挂在门口的木钩上，外套上沾着一点雪粒子，很快就化了。

张军走进屋里，脱下帽子，露出有点汗湿的头发。屋里很暖和，壁炉里的松木烧得正旺，火焰跳动着，发出“噼啪”的响声，把橘红色的光投在墙上，墙上挂着几幅娜斯佳画的素描：有额尔古纳河的晨雾，有白桦林的霜花，还有这间教堂的遗址。

“我喜欢这里的干燥。”张军看着壁炉里的火焰，心里的紧绷慢慢放松下来，“没有被城市里面工业的气味–北京的空气里，全是汽车尾气、香水、外卖的味道，混在一起，让人喘不过气；南方古镇的空气是湿的，霉味能钻进骨头里。只有这里的空气，是干净的，是松木的味道，是雪的味道，是河水的味道。”

娜斯佳笑了笑，转身走进厨房。厨房很小，也是原木做的，灶台上放着一个铁锅，锅里炖着红菜汤，香气从锅里飘出来，带着甜菜的甜和牛肉的香。“等一下，晚餐马上好。”

张军坐在壁炉旁的木椅上，看着火焰。火焰的影子在墙上晃，像跳舞的精灵。他想起自己租的那间小木屋，壁炉里的火也是这样，晚上他会坐在壁炉旁，整理白天拍的照片，写一点笔记。有时候，他会对着壁炉发呆，听着松木燃烧的声音，心里很静–那种静，是在北京从来没有过的。

很快，娜斯佳端着晚餐走了出来。一盘切得厚厚的列巴，面包皮是金黄色的，还冒着一点热气；一小碗蓝莓酱，是深紫色的，里面能看到整颗的蓝莓；还有一碗红菜汤，汤是深红色的，上面浮着一点酸奶油，像雪落在红地上。

“没有伏特加和腌黄瓜吗？”张军笑着问，他想起了瓦西里–第一次在河边见到瓦西里的时候，瓦西里就给了他一根腌黄瓜，说“喝伏特加就得配这个”。这几天，他们一起在河边喝过一次伏特加，瓦西里的伏特加是自己酿的，很烈，喝下去像火烧，配着腌黄瓜，却格外爽口。

娜斯佳也笑了，把列巴推到他面前：“明天吧，今晚，我们只吃最普通的食物。”

张军拿起一块列巴，咬了一口。面包皮很脆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里面的面包很软，带着浓郁的麦香，还有几颗细小的燕麦粒，嚼起来有嚼劲。他蘸了一点蓝莓酱，蓝莓的酸甜和麦香混在一起，味道很纯粹–没有添加剂的甜，没有防腐剂的涩，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。

“这才是纯净的生活。”他一边咀嚼，一边说。这种感官记忆突然和他小时候的记忆重叠了–张军的奶奶也经常烤这样的列巴，早上的时候，奶奶会把列巴切成片，抹上一点黄油，或者蘸着自制的果酱，他会捧着列巴，坐在窗边，看着外面的雪。那时候的生活很简单，没有数据，没有流量，只有奶奶的笑容和列巴的香味。

娜斯佳也拿起一块列巴，慢慢吃着。“我刚来室韦的时候，每天都在教堂里待着，对着那些褪色的颜料，感觉自己越来越与外界隔离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像在自言自语，“有时候，我会一整天不说一句话，就坐在那里，看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，落在壁画上，看着那些颜色在光里慢慢变亮。”

“我以前在圣彼得堡读大学的时候，那里每天都很热闹。画廊的展览，朋友的聚会，还有各种采访–大家都叫我‘年轻的油画天才’，可我一点都不开心。我总觉得，那些画不是我的，那些赞美也不是给我的。”她喝了一口红菜汤，汤很烫，她轻轻吹了吹，“然后我来到这里，没有展览，没有采访，没有赞美，可我觉得踏实。每天修一点壁画，晚上回来烤列巴，喝红菜汤，心里很静。”娜斯佳说。

张军点点头，他懂这种感觉。在北京的时候，他每天都很“忙”：赶文案，拍视频，开直播，见合作方–手机响个不停，微信消息一条接一条，可他总觉得，自己像一个陀螺，被别人抽着转，停不下来。来到室韦，他每天只做几件事：早上去河边听鸟叫，上午跟着瓦西里去林子转，下午整理照片，晚上坐在壁炉旁写笔记–很闲，可他觉得很充实。

“我现在能精准识别二十种鸟类的叫声了。”张军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点骄傲，“柳莺的叫声是‘叽叽啾啾’的，很细；树莺的叫声带‘咕噜’的尾音；啄木鸟敲树干的声音是‘笃笃笃’的，很有节奏。”

他想起昨天早上，他在河边听到一种从来没听过的鸟叫，“啾–啾–”的，很长，很亮。他站在那里，听了很久，后来瓦西里告诉他，那是北红尾鸲的叫声，只有秋天的时候才会来这里。“以前在城市里，我连麻雀和鸽子都分不清楚，每天听的都是手机提示音，‘您的视频有新评论’‘某某品牌邀请您合作’–那些声音像噪音，吵得我心里发慌。”

娜斯佳放下勺子，看着他，眼神里带着一丝认同。“当你的感官被净化时，你才能听到自己灵魂深处的喧嚣。”她低语道，“在圣彼得堡的时候，我每天都被各种声音包围：汽车的鸣笛声，画廊的音乐声，朋友的说话声–我听不见自己心里的声音。来到这里，没有那些噪音，我才能听见自己在想什么，才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”

她指着壁炉里的一块松木，松木正在燃烧，发出“噼啪”的响声，火星偶尔会跳出来，落在壁炉的石头上，很快就灭了。“你看这块木头，它在燃烧的时候，会发出声音，会发光，会发热–这是它最真实的样子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只有去掉那些外在的东西，去掉‘博主’‘修复师’‘贵族后代’这些标签，才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。”

张军看着那块燃烧的松木，心里突然很通透。他想起自己注销账号的那天，看着“账号已注销”的提示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可也有一种解脱。他终于不用再为了“国际知名博主”这个标签而活，不用再为了流量而妥协。他只是张军，一个喜欢拍照，喜欢听鸟叫，喜欢吃列巴的人。

“你说得对。”他看着娜斯佳，眼神里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，“我们都在寻找真实的自己，只是用的方式不一样。你用画笔，我用相机；你在色彩里找，我在镜头里找。”

娜斯佳笑了，这次的笑容很轻，却很真实，没有了之前的疲惫。“或许，我们可以一起找真实的自己。”

壁炉里的火焰还在燃烧，橘红色的光映在他们的脸上，很暖。窗外的风还在刮，可屋里很静，只有松木燃烧的“噼啪”声，和红菜汤的香气。张军拿起一块列巴，又蘸了一点蓝莓酱，慢慢吃着。他知道，这个夜晚，只是他在室韦的普通一晚，也是他灵魂救赎的开始。而娜斯佳的出现，像一束光，照亮了他之前迷茫的路–或许他们会一起，在颜料与镜头的世界里，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，找到生存的意义。

额尔古纳河的流水声，从窗外传来，很轻，却很坚定，像在为他们的约定伴奏。室韦的冬天快到了，雪会覆盖大地，会覆盖白桦林，会覆盖教堂的遗址，可壁炉里的火会一直烧着，列巴的香气会一直飘着，他们的对话，也会一直继续着–关于信仰，关于道德，关于生存的意义，关于那个真实的自己。

夜深得像额尔古纳河的底，浓稠得化不开。窗外的寒风突然变了性子，不再是傍晚时那种带着雪粒子的轻拂，而是裹着蛮力，呼啸着撞在小木屋的原木墙上，发出“呜呜”的响，像远处驯鹿群的哀鸣，又像那些被历史埋在河底的故事，在黑夜里拼命想探出头来。

小木屋里的火光却很稳。壁炉里的松木烧得正酣，橘红色的火焰舔着原木，每烧到纹理粗糙的地方，就“噼啪”响一声，溅起几点细碎的火星，落在冰冷的石头上，瞬间灭了，只留下一点焦黑的印子。张军坐在壁炉旁的木椅上，手里捧着一杯温热的红菜汤，汤碗的热度透过瓷壁传到掌心，暖得他指尖发麻。

他看着娜斯佳。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手里摩挲着那个巴斯克节的彩蛋–蛋壳是淡绿色的，上面用金色的颜料画着缠枝花纹，只是花纹已经磨损了大半，露出底下苍白的蛋壳，像一件被时光啃过的旧物。她的侧脸在火光里半明半暗，高挺的鼻梁投下一道浅影，落在沾着颜料的工装袖口上，看起来既脆弱又坚韧。

“我们都没什么可瞒的了。”张军突然开口，声音很低，被壁炉的“噼啪”声衬着，显得格外沉，像从喉咙深处滚出来的石头，“这屋子太小了，风又太吵，藏不住心事。”

娜斯佳抬起头，浅棕色的眼睛在火光里亮了亮，她放下彩蛋，点了点头：“嗯，藏不住。”

张军深吸一口气，把手里的红菜汤放在桌上。汤还冒着热气，在冷空气中凝成一缕白汽，很快又散了。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木椅的扶手–那扶手被人摸了多年，已经磨得光滑，带着人的温度。

“我辞职，不是因为厌倦了工作，是因为我厌倦了自己。”他说，每一个字都咬得很实，“从央视辞职，从莫斯科回来，我以为我能做自己想做的报道，能守住以前的日子。可我错了，我把自己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。”

他的思绪飘回了莫斯科。二十多年前，他刚到莫斯科当记者，他第一次去采访一个莫斯科的老工匠。老工匠在莫斯科郊外的小作坊里，做了一辈子的套娃，他的套娃不涂鲜艳的颜色，只用水彩轻轻晕染，画的都是莫斯科的老街道、老房子。张军在作坊里蹲了一周，每天跟着老工匠一起起床，一起煮茶，一起削木头。老工匠告诉她：“套娃的灵魂在木头里，你得听木头的话，它想变成什么样，你就把它刻成什么样，不能勉强。”

那篇报道发出去后，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哈尔滨的信，是一个老人写的。老人说，他年轻时在莫斯科待过，看了张军的报道，想起了当年在莫斯科街头吃列巴的日子，“谢谢你，让我又回了一趟莫斯科”。那时候，张军觉得自己手里的笔有分量，相机有温度–他记录的不是新闻，是人的故事，是能让人心里发暖的东西。

“在莫斯科的十几年，是我最纯粹的日子。”张军的声音软了些，带着一点怀念，“我坚信深度报道的意义，坚信镜头能留住真实。那时候，我跑遍了俄罗斯的大小城市，从圣彼得堡的冬宫到贝加尔湖的奥利洪岛，从摩尔曼斯克的极光到索契的黑海。我见过在零下四十度的冬天里，守着灯塔的老人；见过在战火里，抱着书本不肯离开图书馆的孩子；见过在草原上，跟着驯鹿群迁徙的涅涅茨人。”

他想起有一次，为了报道涅涅茨人的迁徙，他跟着他们在草原上走了半个月。每天住在帐篷里，喝着驯鹿奶，吃着冻硬的列巴。晚上，草原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刮，他冻得睡不着，就和涅涅茨的老人一起坐在篝火旁，听老人讲驯鹿的故事。老人说：“驯鹿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跟着它们走，它们带着我们找吃的，我们不能丢下它们。”那时候，他觉得苦，却很踏实–他知道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。

“但回到中国，一切都变了。”张军的声音又沉了下去，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，“流量成了新的权力。我写的深度报道，没人看；我拍的真实故事，播放量只有几千。可那些标题耸动、内容肤浅的抖音的视频，却能轻易破百万。我第一次发现，原来人的注意力这么廉价，原来真实这么不值钱。”

“我看到了人性的弱点–大家喜欢看漂亮的、刺激的、不用动脑子的东西。”张军自嘲地笑了笑，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，“可更可怕的是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弱点。我明明知道那些哗众取宠的抖音视频没意义，却还是忍不住，开始转变的我拍摄方法。我开始天天盯着后台的数据，我看着播放量一点点涨，心里竟然有点窃喜。”

“我越迎合那些廉价的情绪，我的观众就越兴奋。”张军的声音里带着悔恨，“我的账号越来越‘红火’，广告接到手软，有人叫我‘国际知名博主’，有人请我去做讲座，可我心里却越来越空。每天晚上，我都要吃很多东西才能睡着–糖醋里脊、油焖大虾、红烧肉，我把肚子填得满满的，好像这样就能把心里的空也填上。”

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圆圆的，像揣了个小皮球。“我胖了，娜斯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他看着娜斯佳，眼神里带着一种悲悯，不是对别人，是对自己，“因为过度进食是我掩盖空虚的唯一方式。我的圆脸、我的体重，都是我贪婪的褶皱–我贪婪名声，贪婪别人的关注，贪婪那些虚假的赞美。我嫉妒那些比我更红的年轻人，他们能轻易写出更耸动的文案，剪出更刺激的视频，我就跟着学，跟着模仿，最后把自己都弄丢了。”

他想起有一次，他去参加一个自媒体峰会，台上的年轻人分享“涨粉秘籍”，说“要抓住用户的痛点，要制造焦虑，要让他们觉得不看你的内容就会落后”。他坐在台下，手里拿着笔，却一个字也没记–他突然觉得很恶心，不是身体上的，是心里的。他看着台上唾沫横飞的年轻人，又看着台下认真记笔记的同行，觉得自己像在一个巨大的骗局里，所有人都在骗别人，也在骗自己。

“我以为屈从欲望能获得解脱，可我只得到了更深的罪恶感。”张军的声音有点发颤，他拿起桌上的列巴，掰了一块，却没吃，又放了回去，“有一次，我侄女问我：‘爸爸，你做的视频是真的吗？’我看着她的眼睛，竟然说不出话。我侄女才八岁，她都知道要讲真话，可我一个四十岁的人，却在靠说谎赚钱。”

那之后，张军开始失眠。每天晚上，他都要在客厅里待到凌晨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。屏幕上是他当天发的视频，播放量很高，留言很多，可他觉得那些数字像一个个嘲讽的眼睛，盯着他，说“你是个骗子，你是个伪君子”。他会打开冰箱，把里面的食物都拿出来，拼命往嘴里塞，吃到胃里胀得难受，吐了，再接着吃–他想用身体的痛苦，掩盖心里的痛苦。

“最可怕的是，我发现自己上瘾了。”张军的声音里满是绝望，“我表面上在做深度思辨，写关于信仰、道德、生存意义的文章，拍关于‘纯净生活’的视频，可我内心深处，只是一个渴望被虚荣心喂养的瘾君子。我用良知做包装，里面装的全是隐秘的欲望–我想红，想被关注，想证明自己有价值。”

他想起注销账号的那天。那天早上，他又失眠了，坐在电脑前，看着自己前一天发的视频–标题是“俄乌边境历史溯源：百年争端背后的真相”，内容是他花了一周时间查资料写的，可播放量只有五千。他看着屏幕上的数字，突然觉得很累，累得不想再争了。他点了“注销账号”，看着提示弹出“确认要注销吗？注销后所有数据将无法恢复”，他没有犹豫，点了“确认”。

“我来室韦，不是为了拍照片，是为了逃。”张军看着娜斯佳，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躲闪，全是赤裸的坦诚，“我想找一个网络影响力微弱、环境原始的地方，做一个彻底的隔离。我怕再待在北京，我会彻底堕落–我会为了钱，拍更虚假的视频；为了流量，说更恶毒的话。我需要这里的宁静，需要这里的寒风，需要这里的河水，来对抗我心里的非理性冲动，来把我从数据的泥潭里拉出来。”

他的话像一块石头，落在小木屋的寂静里，激起一圈圈涟漪。壁炉的火光跳了跳，映在娜斯佳的脸上，她的眼睛里没有惊讶，只有一种深深的理解–好像张军说的，也是她心里的话。

娜斯佳沉默了很久，才慢慢开口。她的声音很轻，不像张军那样充满戏剧化的挣扎，却带着一种沉默的厚重，像额尔古纳河的水，缓慢却有力量。“我的痛苦，和你不一样，张军。它是沉默的，像埋在地下的树根，看不见，却一直缠着我。”

她拿起那个巴斯克节的彩蛋，指尖轻轻划过磨损的花纹。“这是我外祖母教我做的。她说，我们是沙俄贵族的后裔，是彼得大帝时期一个将军的后代。十月革命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先带着家人和财宝，逃到了中国，来到了室韦。外祖母说，我们是‘带着文明种子来到蛮荒之地的人’，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不能丢了贵族的体面。”

她的外祖母是圣彼得堡人，年轻时跟着家人逃到室韦，嫁给了一个中国商人。外祖母一辈子都活在“贵族”的梦里：她坚持说俄语，穿俄式的连衣裙，用银质的餐具，每天都要花一个小时整理头发。她给娜斯佳讲圣彼得堡的冬宫，讲涅瓦河的夏天，讲贵族的舞会，却很少提在室韦的日子–好像这里的生活是对“贵族身份”的玷污。

“我从小就听着这些故事长大。”娜斯佳的声音软了些，带着一点孩子气的向往，“我以为我们真的是贵族，以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。我在圣彼得堡学油画的时候，总是告诉同学，我的祖先是沙俄将军，我想让他们觉得我很特别。”

可去年，她在一个旧盒子里面发现一封曾祖母写的信，还有几张老照片。曾祖母在信里说，贵族的身份根本不重要，十月革命的时候，他们一路乞讨到了中国，饿了就吃树皮，冷了就躲在山洞里，最后才流落到室韦。曾祖母说：“贵族的事情已经是过去式了，我们就是普通人，能活着就不错了。”